今年暑期，南开大学社会学院许琳婧、王雨晴、路忻昀、秦娜、薛晓田5名硕士研究生组成实践团队，赴天津、山东潍坊和武汉三地开展实地调研。

在这片横跨南北的实践版图上，队员们走进服务驿站、公路港、党群中心与司机之家，从外卖骑手的配送轨迹到货车司机的长途路线，从社区恳谈会的议事现场到亲子营的温情时刻，团队成员在对话中理解劳动尊严，在比较中思考治理逻辑，在行走中读懂“殊途同归”的新就业群体服务时代命题。

一路行走，团队成员看到三地形成了不同的服务路径。在天津，党建服务联盟、基层服务阵地与多部门协同，将分散资源连接起来，让服务进一步贴近骑手、快递员的工作轨迹；在山东潍坊，安心驿站从道路救援、困难帮扶等实际需求出发，在长期互动中建立卡友信任，并逐步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力量，将自发互助发展为更加稳定的支持网络；在武汉，数字平台、党群阵地、平台企业与专业社会组织形成协同，通过线上资源整合与线下服务网络，让服务进一步进入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三地路径不同，却呈现出一条相似的逻辑：从回应需求出发，在持续互动中形成连接，并逐步创造参与的可能。无论是潍坊的卡友骨干、天津的骑手网格员，还是武汉的小哥工作室主理人，都让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并非只能是服务的接受者。

社会工作的价值，也不只是替他们解决具体问题，而是进入真实生活场景，发现群体已有的经验与能力，通过资源链接和平台搭建，让这些力量获得更多被看见、被支持和发挥作用的机会。

许琳婧：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最大的体会是，跨地区社会实践不能停留在“走了多少点位、拍了多少照片”，而要用统一的问题意识把不同地方的材料连接起来。天津依靠党政统筹快速整合资源，山东通过卡友互助和社会组织长期建立信任，武汉借助数字平台和线下网络扩大服务覆盖。三地入口不同，却都说明治理参与必须建立在真实需求得到回应的基础上。今后开展类似项目，我会更重视前期指标统一、现场即时复盘和后期证据链整理，使调研成果既有温度，也经得起比较与检验。

王雨晴：本次实践让我对“需求为本”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过去谈到新就业群体服务，容易首先想到驿站、物资和活动，但走进配送站、公路港、司机之家和社区后，我看到服务能否真正发生，取决于地点是否位于劳动者的工作轨迹、时间是否适应接单节奏、信息是否通过可信任的人传递。这些发现使我认识到，专业社会工作不能把服务对象召集到预设空间，而应主动进入其生产、生活和家庭场景。今后无论开展调研还是设计服务，我都会先倾听群体如何表达问题，再考虑如何配置资源，努力减少供给者想象与服务对象真实体验之间的“温差”。

路忻昀：任何一种模式都与当地的组织基础、行业网络和资源条件密切相关。如果只复制驿站名称、平台形式或活动清单，而忽视需求识别、关系建立和骨干培育，服务仍可能出现利用率低、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对我而言，这次实践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从“模式好不好”转向追问“模式为什么能够运行、在什么条件下有效”。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也不只是开展活动，而是把行政资源、公益支持和行业经验翻译成劳动者愿意使用的服务，并在持续互动中培养互助能力。今后我希望继续提升质性访谈、比较分析和案例提炼能力，让研究真正回应实践。

秦娜：参与此次社会实践后，我更加理解了服务对象不是被动接受帮助的人，而是拥有经验、能力和行动潜力的主体。在卡姐卡嫂共创工作坊中，“问题自己提、经验自己讲、方案共同定”的方式，让个体困扰转化为共同议题，也让参与者的行业智慧得到看见；在货运家庭亲子营设计中，破冰、角色互换、沟通红绿灯和时空胶囊等环节，不是简单增加活动趣味，而是在安全的情境中帮助家庭表达感受、练习倾听和形成新的互动经验。这些经历让我看到，社会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搭建平等参与的平台，发现优势、链接资源并促进关系改变，而不是替服务对象作决定。

薛晓田：武汉调研让我重新认识了数字赋能的边界，只有数字平台、线下阵地、平台企业、街道社区和行业骨干形成协同，线上资源才可能真正进入劳动场景。这也说明，数字工具不能代替面对面的信任关系，更不能掩盖劳动权益、平台申诉、 社会保障和职业风险等深层问题。此次实践让我意识到，评价服务不能只看注册人数、站点数量和活动场次，还应关注重复使用率、参与成本和群体感受。今后参与项目评估时，我会更加重视数据背后的真实过程，把技术效率与关系建设、专业伦理和实际成效结合起来。

两周行程，三座城市，三种不同的实践路径。天津让成员们看到制度统筹如何连接分散资源，山东让成员们感受到同行互助如何在长期互动中积累信任，武汉则让成员们更加理解数字技术与线下网络协同所带来的连接可能。

三地“殊途”，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服务如何从真实需求出发，进一步转化为关系、连接与参与。当专业力量与群体自身的经验相遇，新就业群体便不再只是被服务者，也能够成为基层治理中的行动者。而成员们也在一次次靠近、倾听与理解中，逐步接近调研最初想要寻找的答案。